周春荣:照见微尘——我的扶贫故事
作者:周春荣 来源:贵州民革 日期:2020-11-26 阅读:1058

说起“爸爸”两个字,很多人往往是自豪的,可蒙瑶(化名)一提起“爸爸”两个字,眼泪就来了,静静地流。泪流无声的感觉,在她来说是巨大的痛,痛得超过了失声恸哭,那是因为,她要从内心去抑制那种心悸。

在蒙瑶心底,爸爸起先是温暖,后来温暖不在,就成了疼痛——如果说,她的生活是半杯白水,那么,爸爸曾经就是水杯里唯一的糖,只不过,这微不足道的糖已经随着一场疾病的降临而快速溶化,最终蒸发。因此,在她心里,“爸爸”的存在,只剩下一个写得出来的名字,以及一段拼接不全的模糊记忆。

2019年10月的一天下午,在纳雍县城蟠龙社区,我和贵阳浙江瑞安商会秘书王荣芳第一次见到蒙瑶,陪同前往的,还有蒙瑶学校的老师罗志弘。当时,这个腼腆的女孩刚刚从纳雍八中放学回家,背上还背着书包。见到客人,她就以腼腆的笑来表达她对造访者的友好、对自身微如尘埃的局促。

王荣芳的造访,其实就是代表商会搞一次帮扶前的实情考察。

王荣芳问蒙瑶家庭成员情况。提到“爸爸”两个字,小女孩突然泪奔,双肩跟着抽搐。王荣芳轻轻把手搭上蒙瑶的肩,摩挲着,然后把她搂进怀里,小声安抚:“别哭别哭,有我,有商会!”随后,王荣芳塞给蒙瑶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王荣芳的手机号码,“记住这个号码,有啥子事都给我打电话,我会帮你”。

蒙瑶曾经有爸爸妈妈,后来没有了,人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和蒙瑶同一样命运的,还有她的弟弟。

看着蒙瑶过早跋涉人生崎岖的懂事模样,看着蒙瑶弟弟眼中的懵懂与茫然,我揪心。我和她们一家同城,相隔不远,但我们却生活在同一张纸的两面,一面向光,一面背光。如果不是亲眼看见,我还真不知道我的同城人蒙瑶一家在背光面经历着怎样的至暗与无援。那一刻,我是决计要说服王荣芳的,让她无论如何也得把蒙瑶一家拉扯到商会光芒所能照耀的范围。

来纳雍县城蟠龙社区之前,蒙瑶和弟弟、爷爷奶奶,住在沙包镇天星村山间一栋摇摇欲坠的木房里。木房像爷爷一样老了,可爷爷还能勉强行走,而木房却歪斜得只能用几根柱子从屋后支撑着,才不致于轰然倒地。

后来,蒙瑶姐弟没有爸爸妈妈的那种无助,被突如其来的搬迁事件稍微稀释了一些。爷爷成为易地扶贫搬迁户,在沙包镇政府干部的张罗下搬进了城里,住进了楼房。蒙瑶和弟弟沾了光,跟着爷爷来到她们做梦也没有想过要到达的城市。

爷爷蒙光林,七十二,奶奶王景珍,七十一,一个腿不好,一个耳背,他们与城市之间的话语鸿沟、生活疏离,全靠蒙瑶这个上初中的孙女来铺平。尽管身体的缺陷让二老丧失与这个城市平等对话的通道,但是,当说起儿子如何死亡以及儿媳如何不辞而别,二老却记得特别清楚,毕竟,那是他们和孙辈的刻骨铭心,那也是他们留存在乡村生活情景上的至暗时刻。

说完儿子儿媳的往事,二老最后是一声叹息,叹蒙瑶姐弟命苦,怎么就投到了这个要啥没啥的家。

爷爷蒙光林老实本份,是给他一根稻草他也会记一辈子情义的那种人。搬进城里,爷爷找人照了老木房的照片,和新楼房照片并排挂在客厅墙壁上。家里来了人,他就指着墙上的两张照片,努力去回忆乡下的苦,由衷表达城里的好。看得出,他对生活的恩赐已经满意到无以复加,只是儿子的病故和儿媳的离弃,还在经常让他为一双孤儿的未来焦虑。他说,他腿不好,老伴耳不好,并且都七十好几的人了,不知道阎王爷哪天就勾掉他和老伴的名字——如果真的那样,这一双孤儿就无着无落了。

蒙光林和王景珍二老居住的楼房是新的,家具是新的,甚至,他们户籍上的地址栏也会在社区的帮助下重新填写成城市的街区名字,但是,在这个家,眼下还没有什么文本能够证明蒙瑶姐弟属于这个一天天长大的城市,因为姐弟在城里生活的性质属于“跟随”,或者“依附”。

想到这里,我的眼睛有些潮,赶紧转到蒙家的厨房里,试图在厨房里摆脱泪点现场对我的心理刺激。

厨房里的炉子烧煤炭,火燃得旺旺的,努力地把温热传递给每一点空间、每一个人。再看,目及的生活物资挺简单,大致有米、白菜、辣椒等等基本配套。“肉不太敢买,毕竟就养老保险、低保等等那么点钱”,得掐着用,省着花。我知道,“国家行动”所扛起来的易地扶贫搬迁,从宏观上改变了大部分人的生存环境问题,但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缺陷所在,不是所有的搬迁户都能够一下子抵达整齐划一的境地,至少,蒙瑶一家眼下还需要一些外援去填补从乡下到城里的那一段经济真空。我回过头,用眼睛观察王荣芳,想从她的眼睛里找到答案。

王荣芳的老家在安顺。这位衣着朴素大方的女孩明眸皓齿,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善良、机灵、可靠。我看见,王荣芳的眼睛里也潮。通过这种潮,我估计,接济蒙瑶一家的事,多半没有问题了。

走出门来,我问王荣芳“如何”,她点头,说回去就给商会会长王章勇汇报,估计没问题。我的心更稳当了,为了蒙瑶一家。罗志弘发动汽车,又把我和王荣芳带到利园社区的一户人家。利园社区也是纳雍县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从中岭“下山”的移民张秀群,就带着仨孩子住在这里。张秀群的丈夫早年因病去世。孀居的张秀群多病,仨孩子分别上高中、初中、小学。在这个家里,政府所提供的楼房、家具,没有一样不让张秀群感恩戴德,但支撑她这个“病壳壳”活下去的理由,更多还不在于此,而在于仨孩子可以预见的未来。

搬迁进城之前,仨孩子舍弃了艰难生活所强加给他们的卑微,以及一路的颠沛流离,只把贴在老屋里的奖状揭下来,带进城里,重新贴上新家的客厅,装点成为家庭的一股子喜气。张秀群的大儿子在纳雍六中上高中,住校。张秀群给他一百元钱零花,结果,一星期之后,孩子回家,又把这一百元钱塞给张秀群,添补家里买菜。

德比于上而知耻,物比于下而知足。仨孩子不和他人比穿戴、只与他人拼成绩的进取,以及政府“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的承诺,更多地充盈了张秀群的内心。尽管因病丧失劳动能力,但她为了仨孩子,依然不放弃“砸锅卖铁也要扶孩子上学”的初心,趁着赶场天从商贩手中趸鸡零卖,赚个十块八块的差价,补贴一家人的用度。

王荣芳看了墙上排得整齐的奖状,看了奖状下面排得拘谨的两个孩子(大儿子上高中,没在家),被这个家庭与贫困对抗的韧性所折服……

陪同王荣芳考察的行程中,我们走访了五个家庭。天灾,人祸,疾病,凡此种种厄运,通常会在不经意间降临某个家庭,但却击不垮、打不败那些有着信仰与希望的人家。他们在泪水中挣扎,他们在艰难中寻找,像一株株远离阳光和水分的植物,到底是努力地从泥土里探出了头来。就因为这种坚持,他们遇到了水,遇到了光,看见了长空落日、高天流云……

此后不到一个月,我就从王荣芳那里获知,贵阳浙江瑞安商会决定资助我们所走访的蒙瑶、张秀群等五户家庭,每户每年资助6000元,一直资助到她们脱贫。我对自己说,我又做了一件好事,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我是一名民革党员,社会服务是我一直的坚持,在扶贫济弱的路途上,我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努力。能够做成多少好事,得靠运气,能不能够坚持,则是自己的态度,或者初心。坚持了,也就是了。从践行社会服务的那天起,我所做的,就是牵线搭桥,让移动的阳光照见暗处的微尘,让暗处的微尘找到移动的阳光,在国家担当的“硬核”之外,践行自己的社会担当。算起来,成功的事也真做得不少,林林总总,也帮了上百人,争取的资助超过了百万元。行无怨,心无悔,我坦然、踏实!

2019年11月24日,贵阳浙江瑞安商会会长、民革党员王章勇,率商会企业家谢公达、林初柑、林初定、姜秀勇、杨云国、冯教超、蔡明民、张中等人,驱车赶赴纳雍,先为蒙瑶等五户人家送上了千元“红包”,承诺的6000元每年的资助则由王荣芳执行。

那一天,王荣芳又遇到了蒙瑶。这一次,蒙瑶显得自信了一些,话也不再像头一次那样嗫嚅了,人也再不像头一次那样腼腆了,毕竟是微尘遇到了阳光、需要遇到了关爱……

(作者周春荣为民革纳雍工委副主委、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