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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场会议——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前夜
作者:田毅 来源:民革贵阳市花溪支部 日期:2019-11-14 阅读:1281


1934年10月初,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三人团"的权力这时已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尤其是李德,掌握军事指挥权,博古又信任他,军事决策完全不受政治局的约束。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的兴安,全州,灌阳,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中央红军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部队由长征时8万6千人减员至3万人,党和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12月11日,红军占领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从危机中挽救了三万红军。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确定了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的战略方针。但是,掌握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李德,博古置黎平会议决议不顾,仍顽固坚持北上黔东,再入湘西的计划,他们的行为引起部队思想混乱,对即将进行的乌江战役极为不利。中央红军1934年12月31日到达瓮安猴场,当天下午五点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猴场会议。猴场会议的重要历史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再次确定了红军战略方向

  在猴场会议上,李德、博古提出:"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这说明,自湖南通道会议以来,博古、李德把红军进军贵州作为临时之举,仍然顽固坚持中央红军同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不放。毛泽东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与会多数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再次否定李德、博古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强渡乌江。1935年1月1日,会议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从1935年1月1日至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可以说,从通道会议开始,到黎平会议,至猴场会议止,中央最高领导层关于战略方向统一了思想。

  2.明确了建立川黔边新苏区的计划

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和的计划,确定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提出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最初以遵义为中心,在不利的条件下转移到遵义西北地区。猴场会议提出:"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对比一下,前后两个决议变化是明显的。猴场会议计划的新根据地,遵义始终是中心,而不是"最初"。可见,占领遵义对于建立新根据地有着重要的作用。根据这个计划,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占领遵义,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把敌"追剿"部队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使部队得到了十多天的休整时间,从而为召开遵义会议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3.重新确定了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针

  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博古放弃过去历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集中优势兵力,扬我之长,攻敌之短,在运动中各个消灭敌人的正确方针,采取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的错误方针,红军分兵把口,同敌人拼消耗,结果使红军屡次遭到严重损失。

猴场会议决定提出:"军委必须特别注意敌情的分析研究,道路敌情的侦察,抓住反攻的有利时机,并不时机的求得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有把握地取得胜利”。这就重新确立了红军正确的作战方针,实际上开始批评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错误。

4.红军军事指挥权交还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决策

1933年9月,共产国际派军事顾问李德来到瑞金,他脱离中国实情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反对游击战。1933年12月20日,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将"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机关。按照这个决定,朱德、周恩来被调回后方。中央苏区红军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直接由中革军委指挥作战。通过这个措施,李德把军事指挥权完全集中在自己一人手中。李德在军事指挥上完全听不进不同意见,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猴场会议决定调整了红军的军事指挥体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这就把红军军事指挥权至于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之下,实际上解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从而让毛泽东在遵义会议重新回到红军的指挥岗位水到渠成。猴场会议所作出的各项决策,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如周恩来说猴场会议是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前夜。(民革花溪支部田毅  参考文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的重要基石)